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布的统计数据,仅2017年4月,全国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达6.6亿人次,同比提高0.7%。 虽然我国医疗水平不断提高,但在医疗卫生机构就诊的患者人数越来越多,医生依旧每天要面对大量的患者。仅依靠日益增强的疾病诊治能力,已不足以应对如此庞大的疾病负担。在就诊的人群中,有很多是吸烟者。吸烟几乎可损伤人体的所有器官。吸烟是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等重大慢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很多吸烟者因罹患吸烟相关疾病到医疗卫生机构就诊。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吸烟对人民群众健康的影响尤为严重。据调查,我国吸烟人群达3.16亿,另有约7.4亿不吸烟人群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每年烟草相关疾病的死亡人数超过100万。吸烟可以成瘾,称为烟草依赖。烟草依赖不是一种行为习惯而是一种慢性疾病,其国际疾病分类(ICD-10)编码为F17.2。烟草依赖是造成吸烟者持久吸烟的重要原因。烟草依赖程度越高,吸烟者维持戒烟的可能性越小。 参照ICD-10中关于药物依赖的诊断条件,烟草依赖的临床诊断标准为:在过去1年内体验过或表现出下列6项中的至少3项,可以做出诊断:①强烈渴求吸烟;②难以控制吸烟行为;③当停止吸烟或减少吸烟量后,有时会出现戒断症状;④出现烟草耐受表现,即需要增加吸烟量才能获得过去吸较少烟量即可获得的吸烟感受;⑤为吸烟而放弃或减少其他活动及喜好;⑥不顾吸烟的危害而坚持吸烟。 尽管烟草对健康的危害已被充分证实,但很多吸烟者明知吸烟有害,仍“照吸不误”,部分烟草依赖者甚至在罹患吸烟相关疾病后仍不能戒烟。究其原因,公众并未建立起“烟草依赖是一种疾病,需要治疗”的观念,有些吸烟者想戒烟,但却不会选择去医院就诊,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烟瘾是一种病。医生对烟草依赖的规范化诊治亦需要经过专业培训。 注重预防的初级医疗保健,是避免医疗体系和医疗预算被长期医护的高昂费用压垮的唯一可行方案。解决国人健康问题,要靠预防为主。推进烟草依赖规范化诊治有助于从根本上降低吸烟所致疾病的发病风险。只有病人越治越少,才能真正降低国家疾病负担。
吸烟是造成可预防性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全球每年因吸烟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因艾滋病、结核、疟疾导致的死亡人数之和,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健康。临床戒烟干预被公认是提高戒烟成功率、降低烟草依赖及相关疾病负担的有效措施。然而,疾病预防工作种类繁多,对于每日要诊治数十甚至上百名患者的初级保健者及医疗工作者而言,如何选择最有效、最重要的干预措施优先进行呢?在美国,为解决上述问题、国家预防优先委员会(NationalCommissiononPreventionPriorities)在2006年通过循证医学方法评估了25项疾病预防策略,从降低疾病负担(CPB)和成本效益(CE)两个角度为每项策略打分,满分为10分。结果显示,成人吸烟筛查及戒烟干预得满分,属于最应该优先采用的疾病预防策略之一。 2016年,该委员会对各疾病预防策略进行了再次评定。结果证实,成人吸烟筛查及戒烟干预,依然得最高分10分,优于大众熟知的预防性应用阿司匹林(8分)、血脂筛查(7分)、高血压筛查(7分),进一步明确了吸烟筛查及戒烟干预在疾病预防策略中的优先级。研究还显示,成年人吸烟筛查及戒烟干预普及率约50%,如果提升到90%,在每四百万人中,至少可减少4.26万吸烟相关死亡人数,降低2%吸烟率,增加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s)46万年。质量调整生命年是主要用于评价和比较健康干预的指标,实质为一种调整的期望寿命,全面考虑个体健康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各方面,把生命质量和生命数量相结合以时间为测量单位反映。 以上研究结果分别发表于《美国预防医学杂志》和《家庭医学杂志》上。可见,吸烟筛查及戒烟干预,对于降低烟草相关疾病负担、延长预期寿命有显著的作用。我国成年吸烟者总数高达3.16亿,但是相应的控烟力度还远远不够。尤其是在广大基层卫生医疗机构,财政支持、相关从业人员不足,很少能够提供规范的戒烟干预服务,亟须开展社区戒烟干预项目,提高吸烟筛查及戒烟干预的普及性。近日,国务院印发的《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中明确指出,要将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在2020年控制在25%以内、2025年控制在20%以内,同时,依托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和医疗机构提高戒烟干预能力,加快各地区控烟立法进程和控烟执法力度。